国家大基金再次给市场带来了超预期。

最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，注册资本达3440亿元人民币；股东结构超级豪华，财政部、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大商业银行等19位股东联袂助推。

3440亿元注册资本，规模较2014年一期的1387亿元和2019年二期的2041.5亿元，有着非常显著的提升，这凸显了坚定的国家意志，即外部对华先进半导体的制裁越极限，反制裁的突破意志就越强。

回顾大基金一期、二期的经历，成效相当显著。大基金一、二期主要资金投向晶圆制造，一期聚焦IC制造，占比达67%，设计占17%，封测占10%，设备材料类为6%；二期截至2023年9月共投资1197亿元，其中流向晶圆制造的资金约995亿元，占比83.2%。其政策扶持效果明显，已有统计数据是2022年末等效8英寸的12英寸的自主产能为305万片/月，占比12.3%，到2025年有望提升至17.0%。

用普通人可感知视角看，那就是国产芯片性能，相比其他先进制式芯片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跨代感，而这与大基金一、二期的付出和政策支持密切相关。

大基金作为国家战略基金承载了太多的期许，可以说，大基金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有力尝试。基于事理维度看，半导体领域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尝试提供了土壤。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方面，新型举国体制主要存活于确定性竞争性环境下，半导体是一个成熟行业，其市场和行业前景清晰，因此是新型举国体制有机会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；同时，大基金一、二期的小试牛刀，增强了国家意志的坚定信念。

当然，要真正有效降低新型举国体制的试错成本、提高试错绩效，根本上需在“新型”上下功夫，并借鉴大基金一、二期的经验教训，少走弯路。

大基金一、二期成绩斐然，但暴露的问题也发人深省。2021年以来，大基金迎来反腐风暴，包括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、华芯投资原总裁路军、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等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，揭开半导体领域深度的腐败窝案。

腐败窝案等问题，暴露了大基金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碰撞，即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与市场化运作的组合，不可避免在体制机制上会出现如何咬合的风险敞口。如大基金一、二期是一个双层主体，第一层是基金公司，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，核准重大项目、推动政策及协调重大问题、保障与平衡各股东方权益，第二层是委托专业化公司华芯投资作为基金的唯一管理人，通过委托管理协议，界定各自权利义务，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等。

但从大基金一、二期运作机制看，大基金与华芯投资，更像是一个单一LP和GP组合，且两者都属国有体制，人员大都归属体制内，在责权利关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，都存在非常大的监管被俘获的敞口风险。

从股东结构上看，不论是一期、二期，还是三期，大基金的股东结构属于国有体制，股东偏好同质化，较难真正具有有效的制衡作用。

为此，大基金必须突破GP的单一化，真正实现大基金LP的资金优势和国家战略优势，与GP的专业优势在更广范围内有效耦合，这是大基金三期的首要任务。一种可行做法是，大基金应借鉴政府采购市场的做法，在整个产业与金融市场搜寻合格GP，即让更多符合条件、能胜任其任务的GP参与到大基金的管理人筛选活动中来，走出单一GP-LP模式，真正在专业团队与大基金资源上建立起有效链接。

完善大基金管理人GP-LP竞争性链接机制后，就是要搭建深度链接的机制设计，加强基金管理人GP的激励约束机制，推动其责权利的对等博弈。如在确定试错容错系数下，明晰GP和LP各自权责和激励约束兼容机制，同时要求基金管理人GP拥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，严格要求GP将其员工的利益与其责任搭建匹配性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。

此外，在股东结构层面，大基金三期应考虑吸引不同所有制的股东共同参与。吸引不同所有制股东参与，不是引资，而是丰富股东的不同偏好，在股东层面引入竞争，避免股东结构同质化风险，这需在大基金的公司层面推进现代公司治理体系，实现真正市场化的经营决策机制和议事机制，强化股东层面的制衡效应，不同风险偏好的股东声音都能被看见、被重视。

风劲角弓鸣，将军猎渭城。大基金承载了中国破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使命，肩负了如何定义新型举国体制中的“新型”的重要任务，在确定性的全球半导体市场，大基金唯有用市场机制来武装“新型”，才能真正让市场机制与国家意志和战略水乳交融，而唯如此才能真正在半导体领域开花结果，打开破局之路。

(本文来自第一财经)